“北京大妈”杜青：大妈的正确打开方式

特邀撰稿  陈璐

杜青今年68岁，操着一口纯正的京腔，性格开朗，为人热情，处事飒爽，是大家印象中典型的“北京大妈”形象。

在小红书上，她的网名依然是“北京大妈”，然而在杜青和儿子共同创作下，这个有着2.7万粉丝的小红书账号为“北京大妈”赋予了先锋、时尚的概念，走出了一条老年生活的新鲜蹊径。

搞搞时髦

面对镜头的杜青，展现出一种近乎夺目的表现力，松弛，自信，不怯于向镜头展露外形真实的状态和内心真实的情绪。“时髦感”从来不是某种制式化的标准，而是生命力的彰显，杜青又一次证明了这一点。

“北京大妈”小红书账号上的照片都有着来源于生活又超脱于现实的独特质感：杜青时而是身高比肩摩天大楼的巨人，时而是顶着一颗黄瓜色脑袋的“三头六臂”，时而又身披AI电子衣cos游戏人物。这一系列充满想象力的构图风格来源于杜青的儿子，归国艺术家饶饶。2022年前后，饶饶从海外归国，他鼓励母亲去尝试探索当下新兴的社交媒体，帮助母亲拍摄、制作具有“超现实主义”风格的视觉作品。“一开始就是随便发发，后来有一条笔记一下子点赞量超过了11万，当时我都傻了。”

最初的视觉策划完全由儿子把控，如今杜青也会把自己的想法加入创作，“我现在慢慢理解了什么是超现实主义，就是你通过这种艺术手段，把内心向往但现实无法实现的想法体现出来，是一种很有意思的体验。”

成为“时尚博主”之后，杜青在生活中也开始尝试更多不同的穿搭风格，穿着长裙配一双匡威鞋，或者在外套里再加一件挺括的背心增加层次，尝试那些在老观念里“不应该”出现在老年人衣橱里的单品。“我身边有些老年人朋友会说，我们就是天天买菜做饭带孩子，没必要打扮，我就会劝她们，我们老年人也要打扮，也要漂亮，出门的时候也要描描眉毛画个嘴唇，这些不是给谁看的，是做给自己的。”

在最近发布的一条小红书视频里，儿子和杜青专门策划了一期菜场买菜的fit check，杜青穿着嫩粉色的裙子，一边熟稔地选着青菜西红柿，一边检查着自己的妆容，涂上一支蔷薇色的口红，视频里的她显得自信、阳光而时髦。

“我的内容一定是积极向上的，可以给大家传递一种和大家印象里的老年人不一样的状态的，我不会拍那种看起来就愁眉苦脸、负能量的东西。”

不用怕老

杜青年轻时是学管理的，上了师范，当了六年的少先队大队辅导员，后来又开始带数学课。改革开放之后，杜青去了一家上市公司做市场销售。退休后闲不住的她又来到一家私人公司继续工作。大半生都走在时代和市场的前沿，杜青一直保持着新鲜、开放的心态。

十几年前刚步入老年状态的杜青，也曾经历过更年期的不适。那时的她没有消沉自弃，一直在主动寻找解决的方法，后来她开始去健身房，规律地健身、运动，在积极的状态下渐渐走出了低落的状态。“我无论做什么事都不会畏手畏脚的，只要想好了我就会去做。”

在正式开始做“北京大妈”这个账号之前，杜青也像在工作中做市场调研那样，看了很多小红书上的时尚、艺术类博主的笔记，对儿子做的创意策划也是照单全收。“一开始看到他做的图，比如像克隆人一样把我复制了很多个啊，比如那些夸张的衣服啊，我也觉得有些无厘头，但同时我也觉得很有创意。他能把这些元素组合在一起，做出属于我们这个号的风格来，我觉得挺不容易的。”

杜青的粉丝绝大多数都是30岁以下的年轻人，他们在评论区称赞杜青的生活态度，以及她与儿子的相处方式。在杜青看来，现在的年轻人们有她们这一代人不曾体会过的丰富信息和多元可能，但或许也正因如此，如今的年轻人似乎更容易感受到压力，更容易为未来焦虑。“所以我现在也觉得，我做这个账号最好的一点，是让关注我的年轻人不怕‘老’，让他们看到，老了也可以和年轻的时候一样，该玩玩、该闹闹。”

Q&A：

如果用三个词来形容你现在的年龄状态，你会选择哪三个词?为什么?

杜青：我是“老年人中的年轻人”，我一直愿意去学习新的事情，怎么用手机，怎么网购，不会一直依赖子女，愿意自己动手。

目前如何处理与父母、子女的关系?

杜青：我处理自己和儿子关系的原则是相互尊重。孩子都这么大了，他有他的思维，就尊重他的想法，只要他的想法和做法都是积极的、正向的，那就放手让他去做。

会觉得在生活中被什么困住了吗?更愿意维持现状还是进行改变?

杜青：分情况，岁数大了有时候会发现自己有些机能不如以前，有种焦虑会“困住”自己。比如我儿子现在住在上海，我去上海看他时，有时候明明自己觉得能记住的路，走着走着就找错了，在这个过程中心里越着急好像人就越“傻”。现在遇到这种情况我会尽量让自己冷静一下，直面所有的问题，把问题解决就好了。

陈碧：女性要为自己发声

特邀撰稿  王三金

在陈碧看来，法律绝不是冷冰冰的条文，而是由每个个案的判决所构成的，法理、事理与情理三者的平衡。在她出版的法律随笔集《正义的回响》中，陈碧关注了买妻案、家庭中的冷暴力、弑母、性别暴力、生育权等众多女性议题。她在书中写道：“对妇女、儿童保护的程度，是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真实体现。”

在去年播出的谈话类综艺节目《第一人称复数》中，节目的第一期叫作《这就叫性骚扰》，陈碧在节目上提出“每一个女性都被性骚扰过”。只不过，很多女性被骚扰而不自知。有的话，有的动作，有的眼神就是性骚扰，大环境让女性在被性骚扰之后也不愿发声。陈碧说：“我们还是要致力于营造一个宽容环境，或者说让大家对性骚扰这件事情脱敏。”这样才能鼓励更多人勇敢讲述自己的遭遇，把问题摆到台面上，才能解决问题。

2020年，《民法典》颁布了关于性骚扰的特别条款。在此之前，我国只有《妇女权益保障法》里提到性骚扰问题。“这个是《民法典》的重大进步，明文规定了性骚扰。”陈碧解释，“第一个条款讲的是平等的主体之间的性骚扰。第二个条款是特别的条款，专门讲在职场上和学校里面的（性骚扰）。”不平等的上下级关系最隐秘，伤害也更大，条款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陈碧强调，《民法典》颁布“性骚扰”相关问题，不仅仅保护了妇女权益，更加明确一点，即男女都有可能成为性骚扰受害人。

一直以来，性骚扰因为不好固定证据，无法让犯罪者得到惩罚。陈碧看到很多新时代女性勇于在互联网讲述自己的遭遇，由此引发全民讨论从而对犯罪者惩治。发声是有用的。《民法典》特别条款的颁布就是一个证明。陈碧说，这些声音让法律也因案例而有意义。“受到侵害的时候，你自己不知道站出来的话，这个权利就是一纸空文。”

这位来自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的副教授，完全不同于一般人心目中法学教授严肃、不苟言笑的刻板印象。她语速很快，思路清晰，笑声爽朗而有感染力。作为长期关注女性权益问题的法律研究者，她写文章剖析案件判决中的法律与情理考量，展示法律理智后的人文关怀，同时还做视频，参加综艺，希望把法学知识传播给大众，让更多人受益。在陈碧身上，透着一股飒爽侠气。

陈碧身上的这股侠气，或许就来自她出生成长的公安局大院。从小看着父辈们伸张正义，她最初的职业理想是“办大案”。本科毕业进入检察院实习，体验过一线办案的陈碧开始反复问自己到底适合不适合做这行。“在提讯的过程中我发现检察官真的是需要一分钟变脸。”她自忖很难变成这样的人。研究生毕业后，陈碧仍有机会进入实务部门工作，她又一次选择了学术。可能是天性，她分析说，自己还是希望更自由。

天生共情能力强，陈碧喜欢了解、关注犯罪嫌疑人心理层面更深的东西。“我一直研究的是犯罪，犯罪就会涉及到具体的人，我更感兴趣的是人性的故事。”在了解中，我们会看到人性的软弱，嫌疑人的选择。“可能是不得不做的选择，你又会希望他向善。”陈碧说，带着共情看问题，自己确实会在理性的法律之外多一点点温度。

毕业后，她进入中国政法大学做“青椒（青年教师）”。真正做起学问，面对枯燥的专业学术书籍，陈碧与罗翔、赵宏、李红勃组成了一个读书小组。他们一起阅读难啃的专业书籍，互相讨论，相互鼓励，相互成就。多年过去，他们依然是最好的朋友。正如罗翔在《正义的回响》前言中所说：“陈老师是我写作的引路人，带我们看到法治温情脉脉的一面。”

受罗翔影响，陈碧也开设了自己的B站科普账号。今年，她又开设了抖音账号。最初，陈碧是拒绝的。她不想做自己不擅长的事。视频公司的人说服了她。视频推广下沉接地气，做短视频可能让普法被更多人看到：“也许一个被家暴的乡村妇女看到了视频会知道有人在倾听她的声音，在帮她出主意。”陈碧深知普法不应该只在纸面上，她希望用更多真实案例来帮助大家理解法律，“如果讲的是大家想知道但只知道一点儿的事儿，别人就愿意往下看，只要愿意往下看，普法的效果不就达到了吗？”真实的事件永远是最冲击，最有力量，最被大家记得。但对于陈碧来说，视频平台也在挑战着她的固有思维，逼迫她适应平台短平快的视频节奏。虽然还做不到女儿说的“神经病式普法”，但陈碧一直在坚持录制。

生于70年代的陈碧对未来还有很多计划。“不要自我设限，不要定义自我。”在她的世界中，没有“什么年龄该做什么事”的观念。随着时代变化，标准也会变化。“我们应该用流动的、变化的标准来过这一生，如果你已经过了半生，剩下的半生还可以按照自己的标准重新定义。”

Q&A：

对你产生过具体的积极影响的一位女性是谁?

陈碧：“理想国”的创始人刘瑞琳老师。她经历了疾病和事业上的打击，但仍然带着热情回来继续做出版。还有一点，六十多岁的她到现在还带着那种少女的好奇，生命力旺盛。

给即将或刚刚进入你所在的这个行业的年轻女性的建议?

陈碧：要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你们可以成为一个小团队，互相可以打打气，给对方提提意见。我们这个圈子很容易变成一个人就是一支队伍，这样路上会很容易就孤独，如果有个小团队，会看到别人的进步来督促你，也可以分享困惑。

会觉得在生活中被什么困住了吗?更愿意维持现状还是进行改变?

陈碧：没有。如果一旦我感觉有什么束缚着我，我会去想是个什么问题。意识到了是什么问题就会知道该怎么去解决。我觉得很多时候感觉被困住了，实际上是我们连问都不问，就觉得自己动不了了。假如说你去发问，知道是什么问题，可能后面就能想办法解决。

苟婵婵：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特邀撰稿  紫

17年前22岁的苟婵婵曾凭借《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在第六届中国舞蹈“荷花奖”民族民间舞大赛上摘得金奖一举成名，17年后她还站在舞台，即将迎来在江苏大剧院出品的原创舞剧《红楼梦》中的第100场演出。在这17年间她也步入了婚姻，有了一对儿女，开拓了自己的事业版图，还凭借自己导演、编舞并主演的讨论女性被家暴的舞蹈短片《囚》在多个国际电影节取得了成绩。

“因为我付出了代价，吃够了苦。所有中年有力量的女性一定是吃够了苦的。”聚光灯下生命力绽放的幕后都是在痛苦中仍坚守的信念，就像她在成名作里一袭红衣舞动的姿态让人想起美丽却残酷的歌词：“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它是用了青春的血液来浇灌。”

“作为舞者我是众多平凡的文艺工作者中的一个，我很感谢缘分让我在36岁时遇到元春这个角色，加入了现在可以说是最火爆的江苏大剧院的原创舞剧《红楼梦》，在我的职业生涯里，在接近40岁的时候能够遇到一个和观众100 次相遇的角色，很难得。舞蹈演员比起演员更像运动员，职业生涯其实比较短，也有很多人30岁就不跳舞了。但我还是坚持二十年如一日的练功，在舞台上坚守。应该感谢时代给了女性更多自信，我希望自己作为舞蹈演员的艺术生命的长度被拉开，年轻人可能看到我40岁了还在跳会得到鼓励，这种存在本身就是力量。舞蹈演员越老越值钱的生态需要整个文化环境都到达一定的认知，可能我再坚守和等待三十年吧，也许会等到那样的时代到来。与此同时我也在做跨行业的工作，我希望将舞蹈和更多其他行业关联起来。我很喜欢电影，所以我去电影学院学制片，我想学习把舞蹈放到镜头语言里，通过影像的载体让舞蹈的能量放大。前年冬天我拍了影像处女作，讨论家暴的女性主题舞蹈短片《囚》，已经入围了五个电影节，我很有成就感。小时候是傻傻地专注在眼前的工作，现在我会更多地去思考自己的价值，行业的意义，怎么去帮助和成就其他的年轻人……在这之中，作为舞者，我始终是骄傲的。”

Q&A：

如果用三个词来形容你现在的年龄状态，你会选择哪三个词?为什么?

苟婵婵：首先是“无所畏惧、不设边界”，小时候我会希望自己成为谁，现在不会了;其次是“有力量的松弛感”，以前会“装”，把气拎住，现在不用拎了;最后是“好奇、探索”，我会有一种想要自己去探索这个世界的巨大的勇气正在呈现，以前大多是被别人PUSH，被动地感知，现在是主动地充满好奇心地自发地探索。

给即将或刚刚进入你所在的这个行业的年轻女性的建议?

苟婵婵：首先是明确自己是否真的纯粹地热爱这个事业。其次是从20岁开始养成自律的习惯，我支持肆意妄为，但是常态一定是努力和自律，其中包括生活习惯、事业追求和学习与时间管理、饮食作息等等。极致的自律才会通向真正的自由。最后是在当下繁杂的信息会让自身的能量混乱，社交媒体里的炫耀财富的内容或者道听途说的信息，在自己没有那么多见识的时候会更加迷茫，如果把能量关注于垂直在自己的专业里会好一些。

你为结婚和生育做了哪些准备?

苟婵婵：我自己没有准备，顺其自然，爱就爱了，恨就恨了。离了，崩溃了也没有问题。我很珍惜那些还敢去爱的人，但是要知道受伤是一种必然。你选择了结婚就要做好准备可能会吵架，彼此“三观”不可能完全重合的准备。岁月会磨灭你们彼此的相爱，所有的一切你都应该做好准备，而不是到那一刻的时候你才濒临崩溃。我现在觉得结不结婚不重要，不在婚姻中的生育也许是一个选择。我生完老大之后也曾经焦虑，现在这个时代最好的治愈女性在婚姻和家庭里的痛苦的方式就是工作，对抗生命对你的囚禁感。但是从那个痛苦里走出来之后，会更有力量。

于渺：直到长出血肉

特邀撰稿  李君棠

在沈阳，艺术史学者于渺回到她的卧室。这间卧室在名义上属于她，在记忆中却并不归属于她——18岁那年，她匆匆离开东北，到海外求学，一头扎进欧陆哲学的种种概念中去，等她再次回来的时候，儿时居住的房子早已拆除，父母搬进了这个她一天也没有住过的地方，并给她指派了这个空间。

他们在房间里放满了于渺的照片。那是大学时候的于渺，那是刚结婚时候的于渺，和她此刻的距离从几年到二十年不等。她觉得认不出来墙上的这些女人——带着天真的面孔，对未来的复杂性无知无觉，却又因为这种天真而拥有义无反顾的决绝，能够在自己的生活中纵身一跃（plunge）。她反复用“plunge”这个词，去描述她投身于某件事的动作，像把自己浸入水中，四面八方除了水不再有其他事物，她便是这样投身于学业，被理论包围，并且曾以为这些就是一切。

直到她怀上双胞胎，回到国内，才第一次与具体的生活相遇。“生活的洪流无时无刻不向我涌来。”这是于渺的形容。她掌握的一切学术语言，在挑选一个保姆、照顾一个婴儿、与一个当地妈妈交朋友时，无法发挥作用。

育儿是另一次“plunge”，它要求全情投入，要求搁置一切。在四年的育儿过程中，于渺远离了艺术界，同时尝试完成自己的博士论文，不断往返于具体的生活与抽象的词汇之间，严肃的学术写作与跑来跑去的孩子交叠在一起，共同浇筑了她对于那个时期的记忆，也让她对抽离于具体经验之外的理论产生怀疑。

女儿上幼儿园后，于渺得以从育儿责任中获得一些喘息的空间，在那以后，她遇到了潘玉良。潘玉良是中国现代艺术史上最重要的女性画家之一，但是在蓬皮杜艺术中心的“马克·沃尔档案“（Marc Vaux Archive）中被归类为“无名艺术家”一档。在蓬皮杜建馆四十周年时，广东时代美术馆对档案中的潘玉良资料展开研究，于渺参与其中。潘玉良是西方艺术史的局外人，又因为淹留巴黎，成为新中国美术史发展历程中的局外人；而刚恢复工作的于渺，同样有局外人之感。这一次，她选择投入潘玉良具体的生活中去，通过具身地走访潘玉良人生轨迹中的各个地方，去尝试理解档案之外的她。

在巴黎的艺术史图书馆，潘玉良的档案和毕加索的放在一起，因为姓氏首字母相同。与毕加索的档案相比，她只有一个文件盒。在上海，潘玉良租住在霞飞路渔阳里十八号，不远处是六号，陈独秀在这里成立了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潘玉良当时正在学习西画和法语，预备留学。于渺把她的所见，呈现为录像散文《沉默的旅程》，在录像中，她只露出双手，在桌面摊开一件件与潘玉良有关的照片、画作和资料，讲述潘玉良的故事，也讲述一种以潘玉良为符号的处境。她通过肉身与一个人物的历史档案摩擦，找到了回归自我的方式。

从这个起点出发，于渺走向东北，进入抚顺，漫步于亚洲最大的露天矿，寻访水电站、垃圾焚烧发电厂。于渺出生于沈阳的知识分子家庭，家中没有工人，但她选择了抚顺作为研究的出发点，这里曾经是东亚最重要的化石能源开采基地。在抚顺，长白山的余脉上就是尾矿山，自然景观与工业发展的遗留粘连在一起。城市中的人享受到的是精密加工过后的产物，而原材料曾经在这里采掘。于渺说，那“是活生生地把地球拉开……所以抚顺有非常强烈的和地球之间的身体的血肉感”。

于渺用影像《额姆宇宙》记录她的所见。当她第一次站在矿坑边，看到挖掘机在矿坑中不断地挠，挠出条索状的纹理，便有一种从女性身体内部引动的痛感，来自生育经历，更来自女性生命共同体的经验，让她想起子宫壁被刮挠的过程。这让她最终剪辑影像时，借用了满族神话中的额姆女神的视角，俯视自己——在传说中，额姆女神的身体里遍布子宫。在这里，生命以复合的形态出现。废弃的矿坑中仍有生机勃勃的生态体，有各种各样的土壤和植被；而矿坑边的炼油厂，因为采煤土地沉降，不得不被废弃，却在废弃的年间被树木和鸟类占据，形成新的钢筋水泥与自然混合的森林。矿坑边居住的萨满给她看病时，会用“铁轨、铁道”来形容人的骨骼和经络。连语言也和历史复合生长在一起，废墟成为一种新的比喻。在影像的最后，于渺用额姆女神的口吻写下：“相信身体里依然带风，依然下雨，相信子宫里依然有四季。”

被额姆女神俯视的她，在影像里的身份是“采故事的人”，去录制，去拍摄，去采访，去贴近。和煤矿的开采不同，于渺的“采”更像是：采蘑菇。“北方森林里有采蘑菇的人，故事也是像蘑菇一样，在大地上生长起来的……而这种采的动作，充满了关爱，是一个个体的动作，想激发更多的故事滋长出来。”而这里的“故事”，是东北的故事，也是人和自然的关系的一种重新叙事。于渺找到了自己重返故乡的使命：“每一个东北孩子心里都有一个振兴东北的愿望……把文化的讨论带回东北……重新看到这个地方历史的故事、人的经验。”

如果有机会见到，在卧室的照片里笑着的那个年轻的自己，于渺会对她说什么？于渺想，她会把这个人从她的舒适圈中拉出来，走入具体的研究场景里。去渔阳里，去抚顺的西露天矿，去工业废墟边的萨满家中。这是一次新的“plunge”，历史的自我与当下的自我纵身一跃，以肉身投入到具体中去，而她们将在那里长出血肉粘连的真正的叙事。

Q&A：

你怎么看待“中女”这个词?

于渺：它似乎不止是说年龄，还包含了一定的从容、自洽、自信地参与社会文化生活的态度。这个标签并不是我自我认定的一个抓手。它简化了这个年龄段的女性面对的各种各样的纷繁与复杂，以及生命状态的多样性。

近年来，你做过的最“打破规则”的一件事是什么?

于渺：我自己的存在本身就是在打破规则。我是一个拍摄影像的策展人;我是一个做学术研究的艺术家;我的女儿经常问我:“你到底是干什么的?”(笑)我觉得我自己的跨界状态，对于打破加之于女性的标签，是一个最好的具身的榜样。

你如何面对生理性的衰老?

于渺：衰老是每个人都无法避免的，要坦然地接纳自己当下的生命状态。我更在乎的是自己是不是处在一个很充盈的生命状态，远比纠结某一个地方的细纹更重要。

出品:王锋、李晓娟 / 策划：V专题组 / 摄影：蘑菇仙 / 摄影指导、后期：左多寶 / 灯光：小路 / 制片、摄影大助：凯博士 / 妆发：李沅镁 & 席琦(北京大妈、苟婵婵、于渺)、千年虾(陈碧) / 造型：JA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