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书钧

这里是四面都被粉刷得极白的一间摄影棚。两把铁椅子。塑料桌前。没在房间中央，而在角落里。魏书钧走进来了，他刚刚化完妆.因为采访结束紧接着就是大片拍摄。他的刺儿头上额两侧别了两个卡子，发型师说他头发硬，所以要在做造型之前预先做点准备。

谈话就这么开始，白纸一张，一谈到底，话落即收。

魏书钧

Q&A：

像今天这样在棚里拍照这件事，你习惯吗？

魏书钧：工作的一部分吧，也谈不上习惯不习惯。

你今天的造型和平时自己的喜好相似吗？如果是在拍电影的过程里面，你每天会有时间稍微捯饬一下自己吗，还是抓起一件衣服就出门？

魏书钧：还好。拍电影的时候，我不太喜欢都没时间生活的那种感觉。还是会有日常的习惯和安排，有锻炼的时间、有正常吃饭的时间.不只是进食，是正经地吃个东西或者喝个茶。不仅仅是《永安镇故事集》，拍其他戏都是这样，我们剧组一般一天工作大概六七个小时，还有很多时间（来生活）。当然《野马分鬃》的工作时间长一点，每天要11 个小时.在北京拍，通勤成本也比较高，不像在一个小地方，马上就能到目的地。

《永安镇故事集》拍了多久？

魏书钧：45 天。每天就干六、七个小时，如果早上十点开始做，下午四、五点就完事了。

为什么会这么安排？

魏书钧：首先从创作角度来讲，“从容”是一个好的开始。如果你的能力已经在了，那么在紧张和松弛之间，我觉得松弛发挥得更好。比如明天要高考了，那么你“今天紧不紧张”和你“会不会这道题”这两个之间已经没有什么关系了，所以还是松弛一点可能会好一些。因为做答卷的那一天，也并不代表那一天的学习成果是怎样的。

但拍电影或者创作还不像是考试吧？可能还是会有一些神来之笔或者一些说不清楚的东西掉下来。那个对你来讲常见吗？你依赖它吗？

魏书钧：应该说常见。但那就是如何接收一个新的变量、一个信息、一个灵感，那也有赖于之前的积累、想象、感受、思考，它也不是那一下决定的。它是一种意识的问题，可能在拍摄的时候会更密集地呈现。在生活中掉下来，可能你也不太知道它能用，或者是不太知道怎么去用。

在拍《永安镇故事集》的时候，除了拍摄，那个小镇子有什么地方是你最常去的？

魏书钧：那里没什么景点，我感觉我们在那里的核心就是以剧组为主的人文景观。因为我们剧组是分三个篇章拍，演员也是按照三个段落顺序先后来。所以在那一个半月里我们不停地在迎来送往不同的客人。一个篇章告捷了，有的演员就离组了、杀青了，然后我们等新的人来。

拍摄地那个小镇子是怎么被你发现的？

魏书钧：我们就沿着古镇比较多的地方出发。当时是2019 年年底去看景，从福州出发，好像周围只有湖北省没去，湖南、江西都去了。有一段是从江西的抚州出发，到赣州，再到湖南的郴州，沿途去这些还保留着老街道的地方，就转到了现在这个地方。小镇有集体生活的印记，曾经阡陌交通，后来大家都搬到了新的地方，原来的地方就空下来了.很难明确那个年代感是上世纪“90 年代”还是“70 年代”，但是原来的地方还有一些老人在那儿生活，也不是完全没有人烟了。我在那里的街上走的时候，就觉得挺适合开展我们的故事的。

你是北京小孩？

魏书钧：嗯。

你是容易被环境影响跟同化的对吗？

魏书钧：我觉得没有人不被环境影响。都是自然而然的，也谈不上主动被动，谁能不被环境影响呢？

在拍摄的这45 天里，你经历的比较大的动荡跟变化是什么？

魏书钧：拍摄的45 天里？没有啥大的动荡。决定拍了就没有啥动荡的。主要是前面的动荡，就是推翻原来的剧本那一件事。当时要推翻，就是觉得不兴奋了.核心来讲就是这个。如果说只是做一个能完成的事，但是不太兴奋，我觉得可能做得更不好。当然，原来的剧本也有它本来的气质跟特色，等到我们筹备的时候，具体落实每一个场景、每一场戏的时候，我就发现那个文学性的东西，在被我以惯用的方法翻译的时候就失掉了，既没有原来的味道了，也没有自己新的东西了。就在这样的妥协跟修改当中，我对这个东西越来越没有兴致，而且，人肯定会变的。

在《永安镇故事集》的创作里面，比较难跨过去的东西是什么？

魏书钧：拍的时候还算比较顺畅，只要换了方案，朝着一个新的方向全力进发之后就还行。开机前，故事结构都定下来了，但是前两段都没有写台词，都是现场去弄台词，因为来不及了。我们的开机时间、地点、演员都已经事先定好了，但是因为故事和结构变化了，所以就要一一去和演员、主创道歉。好在我否定了原有的故事的同时，有了一个新的可信的故事。我的制片人也非常信任我，大家愿意在当时一起去冒这个险。前两部分的台词没来得及写，那么拍摄的时候这个工作是怎么完成的？

虽然没有写台词，但是我们写了场景里的情景、人物出现和行动的目的。演员来了之后，就会让演员根据这个场景先排演一下，看看他们有什么想说的，有的时候是我自己想好一些先告诉他们，他们就会围绕我说的去延展。

《永安镇故事集》里的这些人，相比于《野马分鬃》，好像离你本人更加远一些，很好奇你为什么想要去靠近和描述他们？

魏书钧：我觉得创作方法是一样的。只不过《野马分鬃》的时候我是一个学生身份，完整地经历过上学的历程，所以好像很容易直接挪取记忆中的某个人.当然也不是具体的某个个体。《永安镇故事集》的创作方法和《野马分鬃》是一样的，就是你把一个人物基础的状况设定出来了、基础的环境设定出来了、戏剧的情节也设定出来了，那么这个人能说的话就那些，变成一个可预料的方向。它不是说，我必须找一个在小镇生活过的女性，观察她是怎么讲话的，然后把素材从她身上挪进电影里，我不觉得是这个方法。观察生活当然是必须要有的，但有些生动的东西是必须在某个特定场景里才是奏效的，或者是你带着一种特定的心态去看待它的时候奏效，如果只是把记忆中或者观察后的一个你有感受的片段直接塞进电影里，可能会产生歧义，甚至大家可能莫名其妙。

在把自己的体验转化成电影这种媒介的过程里，你怎么避免不陷入自我表达和自我陶醉？

魏书钧：我会站在每个角色的角度想他这个人物成不成立。如果每个角色都有他们自己的目的，是大家所能理解的，我觉得它就成立。不是说，一个电影里一共十个角色，然后把其中一个角色置换成导演的替身，去替导演发言，剩下的九个人为这个东西服务，或者为某种观念服务，我觉得不是这样。而是要把这个整体组织成每个人都有的自己的动向，很清晰地在这个处境下表达，当放在一起的时候，不会觉得它是在为某一种声音去服务。

《永安镇故事集》距离拍摄创作已经三年了，你现在想到、看到这个作品的时候依旧觉得它是来劲和有趣的吗？

魏书钧：它是一个有意思的、特殊的经历，但是我不太想一直这样，我也不太觉得它好复制。它就是那个时候的我自己的一个特殊状况的产物。

《永安镇故事集》里呈现出来的在创作中的那些争论、困难，在现实生活里面，你是怎么解决和面对的？

魏书钧：电影是一个大家一起做的工作，但它又不是一个绝对民主的事情。作为导演，你最后必须要拿一个决策出来。争论本身、讨论本身，今天是这样明天是那样的反复，在创作里面很正常。

现在总结来看，《永安镇故事集》在那个阶段帮你说出来的问题是什么？

魏书钧：创作跟生活的关系是什么样子的。这帮人想在生活中取材，然后自己又困在创作的生活当中，然后被他们取材，被他们观察的对象又都好像在自己的电影当中，我就是要讲创作跟生活中的关联。

生活是怎么被创造的？

魏书钧：生活就是生活本身，生活被生活创造，它不能被电影创造。电影渴望复制生活的样子，渴望揭露生活的剖面，但生活没法被电影创造出来。

电影能改变现实吗？

魏书钧：这个也是电影里面强调的某一个观点，有的人觉得电影是有现实意义的，它能改变。当然有了，达内兄弟拍完《美丽罗塞塔》，得了金棕榈之后，比利时就颁了一个“以罗塞塔命名”的法案.一个保障青年人的就业失业法案。但对我来说，就顺其自然吧。只要我提出了问题.不一定要像达内兄弟那样立竿见影的.但如果有一个人因为看了这个电影，产生了一种想法，做出了一些改变，如果是有意义的、积极的，这就是功德，就行了。

如果没有电影和创作，你的生活还会是你喜欢的吗？或者你还会去找另外的生活吗？

魏书钧：找什么？找工作吗？还是另外的什么？

找生活。

魏书钧：不用找，生活本来就在那儿。如果我不拍电影，那不就是过一种不拍电影的生活吗？我会在能力范围内保持一种能动性，同时对能动性降低预期，能做的是很有限的，但是你还得做点什么。我就是这个想法。

特别粗暴地问，你是乐观的还是悲观的？

魏书钧：确实太粗暴了，这么粗暴还有意义吗？

你电影里的人，你觉得他们有可笑的部分吗？

魏书钧：有啊。《永安镇故事集》里的导演和编剧不都挺可笑的吗？导演跟编剧说：“你看我算了个命：一条大路平五掌，只要努力就能成功，你跟着我就没问题。”这编剧说：“我也算命，我算命有多少个文曲星，但是我就总把握不住，导演，这次就靠你了。”然后导演说：“我想了一个好办法，怎么把咱们的问题、争论解决呢？就是把那个故事去掉，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这个话是你对自己的一个警示吗？

魏书钧：没想过这对自己是什么关系。我只是在塑造这个角色。塑造一个角色，也没法说我是他，也没法说我就不是他。还有一种说法，有的人把自己最不喜欢的拍出来，以证明我跟他的距离。我没想过这个事。

这些年，因为作品，外界给到你很多名头和描述的时候，你是什么感觉？

魏书钧：一开始真实的感受还是高兴，别人夸你，受用，心里美。后来，觉得有的夸没夸到点上，也很扭捏，很尴尬。

你为什么选择拍电影呢？

魏书钧：拍电影，我觉得是一个挺好的工作，也是一个很好的兴趣，我的兴趣在这儿，也是一个生活方式，也是我问询真理的路径。

摄影：张博然 / 监制：葛海晨 / 编辑：梅红妹 / 采访 & 撰文：吕彦妮 Lvyanni / 妆发：窦凯 / 形象：Fred 苏 / 统筹：王路 / 造型助理：天、YY、李赫璇 / 制片：Lucy Yang